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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带着微笑

时间:2021-01-05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霄羽

草根出身的欧阳修,凭借自己韩柳之后第一人的文笔,在遍地学霸的科场中杀开一条血路,于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实现阶级跃升。这位日后的文坛宗师之所以没中状元,有多种解释。按时任主考官晏殊的说法,欧阳修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宋仁宗天圣九年,二十五岁的他被朝廷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来到洛阳后,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兼文学界老前辈钱惟演结下了不解之缘。

少年得志的欧阳修,工作之余与一名才貌双全的官妓谈起了恋爱。按照宋代的律法,这个可以归于“踰滥”,也就是出格的意思。钱惟演一再暗示他要注意影响,热恋中的欧阳修当然听不进去,依旧我行我素。

在洛阳工作的第一年,欧阳修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梅尧臣,二人诗文唱和,相得甚欢。这年秋后,梅尧臣调任河阳簿,身边缺少知己,好生寂寞。明道元年春,梅尧臣赶到洛阳与欧阳修相聚,二人在东郊旧地同游,饮酒观花之余,免不了要发一番聚散匆匆的人生感慨,于是欧阳修挥笔写下《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在人生聚散无常的叹息之外,所幸尚有“明年花更好”的希望,前程似锦的才子并没有太多的失落,只是流露出知音难觅的淡淡伤感。

景祐元年,二十七岁的欧阳修,结束了“曾是洛阳花下客”的浪漫岁月,被一纸调令召往东京,授官宣德郎,以馆阁校勘的身份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干起了一辈子再也撂不下的文字工作。

在此期间,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写史书。对于薛居正所编的《旧五代史》,欧阳修是看不上的。他始终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写史书的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而薛居正没有做到这一点,“繁猥失实”的《旧五代史》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史书。为此,他决心以孔子为榜样,用“春秋笔法”重写五代史。

这一写,就得罪了人。

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一文中,欧阳修把吴越国重敛虐民的暴行揭了个底朝天。他说,钱镠领导下的吴越国“俗喜淫侈,偷工生巧”。为了满足钱家穷奢极欲的生活,该国的赋税简直骇人听闻,小到一鸡一鱼都要挨家挨户收税,无法按时缴税的纳税人无一例外要挨板子,欠得越多挨得越多。

吴越国钱氏一族真的就像欧阳修说得那样一无是处吗?恐怕也未必。钱家在江南一带口碑并不坏,否则杭州城也不会留下诸如保俶塔、钱王祠这样的名胜古迹了。欧阳修为何把钱家写得如此不堪,原因不得而知。事实上,要论搜刮民财的本事,小小的吴越国哪里比得上大宋朝廷?

文能活人,亦能杀人。钱家的后人知道欧阳先生这样黑化他们的先人,自然是相当的不快。

庆历四年,三十八岁的欧阳修在朝中担任知制诰,也就是官家的高级秘书,专门负责起草诏书,处在权力核心的边缘。知书达理的仁宗皇帝对他十分看重,甚至有些崇拜。

然而,意外发生了。一则狗血新闻让欧阳修一夜之间人设崩塌。事情是这样子的:欧阳修的妹夫英年早逝,守寡的妹妹(续弦)带着亡夫前妻的小女儿张氏从此住在欧阳修家中。小姑娘长到了十五岁时,欧阳修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欧阳晟。谁知张氏嫁过去没几年就和仆人私通,被欧阳晟扭送至开封府。张氏在受审时说和自己私通的实际上是欧阳修,仆人不过是通风报信的。

这则“盗淫甥女”的奇闻记录在宋人王铚的野史笔记《默记》之中。按照王铚的说法,张氏之所以“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是因为“惧罪,且图自能免”。

这显然严重不合逻辑。和舅舅有染显然比和仆人私通罪名更大,张氏怎么可能以此来为自己免罪?所以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张氏的口供一定是有人威逼指使的。

透过迷雾重重的史料,我们发现,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有一位叫钱明逸的谏官隐藏在幕后,和台前的开封府知府杨日严暗中勾连。

这个钱明逸,就是钱惟演的侄子,吴越老钱家的后代。

仁宗皇帝不信欧阳修会是这种人,在官家的暗示下,舆论慢慢平息。可龙图阁学士钱勰(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对此不依不饶,他拿出了又一件证据——一首欧阳修亲作的“淫词艳调”: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著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钱勰逢人就说,这首《望江南》真切地表达了欧阳修对张氏的爱慕之情。

仅凭一首雾里看花般的词就给欧阳修定罪那是肯定不成的,官家还没糊涂到那个程度。更何况当时就有人说,这么浅俗淫糜的词根本不是欧阳修写的,只是有人盗用他的名字,目的无外乎就是诋毁他罢了。

慶历五年十月,在一场乱哄哄的官场闹剧结束后,欧阳修被贬到了滁州。

作为官僚的欧阳修走进了人生的低谷,但作为文人的欧阳修则应该庆幸自己离开了东京的是非圈。滁州的明山秀水让他寄情诗酒,笑谈人生。在这里,他写了许多“醉文”,吟了许多“醉诗”,说了许多“醉话”,把自己变成了“醉翁”。刚满四十岁的他自号醉翁,旷达之中也有一丝自嘲。有了醉翁,就有了醉翁亭,有了醉翁亭,就有了千古流芳的《醉翁亭记》。自称“文章太守”的他,兴之所至能够“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如此海量却在聚会时“饮少辄醉”,可见醉翁之醉并非酒醉,而是心醉。

光阴似箭、宦海浮沉,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对新法持有异议的欧阳修遭到王安石的弹劾,好友梅尧臣、苏舜钦相继去世,自己又得了消渴症(糖尿病),种种不幸接踵而来。神宗熙宁四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头衔退休,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颍州,是欧阳修的终老之地。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埋藏了二十年。早在皇祐元年,四十三岁的欧阳修初到颍州时,就爱上这座民风淳朴的小城。当然,他更爱城外的一片湖水——西湖。

欧阳修和莫逆之交赵概在颍州相聚一个多月,时常在西湖上泛舟荡桨。欧公兴之所至,留下了一组清新可人的文字《采桑子》: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公用他那轻松淡荡的笔调,描绘了春光烂漫的西湖,清空一气,如素面佳人,闲适从容的心态跃然纸上,难怪后人读后,发出“前辈挂冠后,能从容自适,未有若此者”(《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三引)的感慨。

欧阳修一生都是乐观的。他早年父亲去世,靠母亲“画荻教子”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大道,即使仕途蹭蹬,也从不萎靡消沉。他初次被贬到夷陵,生活在“二月山城未见花”的穷山恶水之中,却依然坚定地相信“野芳虽晚不须嗟”。再次贬官滁州,在享受“得之心而寓之酒”的“山水之乐”时,用一篇旷世美文为这座城市做了千年的广告。他那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影响了无数的追随者,例如苏轼。

人最大的魅力,是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带着微笑。心里满是阳光,才是永恒的美。欧阳修如此,苏轼亦如此。

(杨进摘自《阅读时代》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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