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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我的青春舞曲

时间:2021-01-0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一,人家参加运动会,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惊天枪后疾如飞,勇往直前不后退。高一(2)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加油,加油!”

选我念稿,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

运动会结束了,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跟王浩很熟,像是哥们儿。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挺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你好。”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学习美声唱法。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一个唱过《卡门》、《蝴蝶夫人》的年轻女孩儿,师出名门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只能唱《茉莉花》、《纺织姑娘》这类小儿科,何等怀才不遇。

“愿意啊。”我并未多想,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嚇一跳,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怎么个查法?疼不疼?

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还好,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让我张开嘴,“啊——”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

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

我莫名其妙,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

刘老师对我解释说:“假如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懂了吗?”

似懂非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

诊断费是刘老师替我交的。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每次训练两个小时。

头一回去她那儿,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扎在我的腰上。确切说,是在“小腹”那个位置。

“这叫丹田。”扎好以后,她用手拍了拍,“唱歌要用这里的气。”

“这里还有气?”我很诧异,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

“来,我教你。”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呼吸,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只能肚子动。

“这就叫‘腹式呼吸,学美声,这是基本功。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今晚睡觉前,好好体会体会。”

然后是练声。“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点,在你头顶上,唱‘呜——,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

我试着“呜”了一声,不对,像假哭。又粗着嗓门儿“呜”了一声,也不对,像狼嚎。

“发声的时候,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要用脑后音。”她轻拍我的后脑勺,“从丹田出来,经过后脊梁,在这里共鸣,穿过这里顶到头顶!”

我越听越迷糊,后脑勺还能出声?

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呜呜”中过去了。

隔一日又去,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练习发声的时候,我站在窗口,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她盯着我的喉结,声调越高,喉结越往下降,就说明我没偷懒,确实在“气运丹田”。

“唱歌啊,特别讲究‘吸着唱。”她说,“只有在吸气状态时,你的喉结是下降的,喉咙才会打开。”

这也太有悖常理了。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很难理解这一点。

“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刘老师突然问我。

“见过啊。”

“什么样?给我学一个。”

我心想,您可真会逗闷子,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怎么又学上狗了?

我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

“手不用学!”她笑着打我一下,“就像这样,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没事儿就练习,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

我就纳了闷儿了,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怎么一开始“专业训练”,什么气运丹田,脑后共鸣,狗喘气……特累不说,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还有那个“吸着唱”,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

就好比,“齐步走”和“猫步走”是两个学科,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表面近似,实则不通,都得从头练。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学什么东西,都要经历这么一段“不破不立”的过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蛰伏多年,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

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祟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我受她影响甚深,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一唱流行歌曲,必跑调无疑。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

嘎哦丽泰,

今天实在意外,

为何你不等待?

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

帐篷不在你也不在。

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

只是一片荒凉,

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

怎不叫我挂心怀。

嘎哦丽泰嘎哦丽泰,

我的心爱……

唯美深情的咏叹调。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感到了一种“准艺术家”的兴奋。

那时我很刻苦。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绕着麦田跑步,跑完步就在树下“啊呜咪呀”地练声,做各种气息练习。

当时我因为“血统问题”,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

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仿佛堕人一场噩梦,无论怎么使劲,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娘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每天输液,雾化吸人治疗,打激素,脸肿成一张大饼。

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刘老师也来看过我,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焦虑,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发不出声儿。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反正也笑不出来,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

夢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她在旁边为我弹琴,一边弹,一边无声地流泪,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咱们唱不了《嘎哦丽泰》,还能唱《乌苏里船歌》。”她停止弹琴,转过身望着我,硬咽着说。

我没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因为我还有乐理、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病这一场,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哭着劝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切说是“请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

所以,我真心地感谢她。但我实在等不起了。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

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

她的名字叫刘淑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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