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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1-05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雷默

毕业论文答辩完后,我和苏梅都觉得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那天傍晚,我们去了胖嫂酒家吃饭。胖嫂已经跟我们很熟,她说,知道我们要去,给我们预留了螺蛳和土豆。那天,胖嫂酒家人山人海,都是快毕业的学生。胖嫂在炉灶前忙活,满头大汗,肥嘟嘟的脸被灶火映得通红发亮。苏梅突然心生了不舍,她说:“跟胖嫂认识了四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她。”我说:“想她了就回来呗。”

我不得不承认,苏梅想得比我长远,人生中,很多曾经熟识的人,走着走着就失去了联系,可能再也不会相见。只是那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见识,苏梅则伤感得多,我总觉得这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心思比我细腻。

毕业前夕,饭馆如集市,到处都是离别的氛围,似乎过了今天,就没有了明天。胖嫂养的几只猫在桌底下钻来钻去,吓得苏梅惊叫连连,她对毛皮过敏,严重到看见猫狗就会起鸡皮疙瘩。我俯身去驱赶猫群,它们在桌底下跟我兜圈子,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没办法,成精了,也许它们知道可以浑水摸鱼。”我无奈地摊了一下手。

苏梅站了起来,顺势跺了跺脚,似乎这样就能清理掉裤腿上的猫毛。她说,不吃了,去门口溜达一会。

“那我也不吃了。”我跟着站了起来,苏梅一脸诧异地看着我,看了有好几秒钟,我又默默地坐回了原来的位置。那感觉很滑稽,我不是黏女朋友的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出,颇有些好笑。

苏梅走了,那几只猫却安静下来,蹲坐在我的脚边,它们抬起头看着我,我扔了几根鱼骨头下去,它们吃得飞快,吃完了,继续瞪大眼睛看着我。我知道,这些都是胖嫂收养的流浪猫,胖嫂经常唠叨,说现在的人不长情,养动物纯粹为了好玩,新鲜劲一过,就不管它们的死活。这些流浪猫到了胖嫂这里,算是找对了地方,每只猫都吃得体态浑圆,而且毛皮也变得油光发亮。

我看着剩了大半的一桌菜,突然失去了食欲,想招呼那群猫上桌,它们却很规矩,继续蹲坐在地上天真地看着我。我把碗碟里的几个菜都泼到了地上,它们潮水般地围拢过来。我招待完了“宾客”,从胖嫂酒家出来。苏梅一个人站在大街旁,背对着我,她的对面是我们学校的大门,夜晚有风,微风吹拂着她的长发,轻舞飞扬,我迷离了一下,觉得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

我和苏梅开始得有点莫名其妙。那时候,她和班里的另一个女生走得近,能经常看到她们手挽手地去教室,手挽手地去食堂打饭,手挽手地散步。她们好得像一对连体婴儿,遇到同学就甜甜地笑,那个女生的笑容打动了我的下铺,我下铺为了支开苏梅,怂恿我去约她,于是我们兄弟硬生生地拆散了她们姐妹。

我一直觉得苏梅不是我理想的女朋友,她谈不上有多漂亮,说话也总是底气不足,我私下觉得我中意的女朋友会比她更好一些。也因为这个原因,别人纷纷在校外租民房同居,我们还是仅限于一起逛逛街。苏梅有一次向我略带暗示地抱怨,她说她同寝室的人问我是不是生理上有缺陷。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吓唬她说:“要不要检查一下?”她满脸通红地摇摇头,跑开了。

我相信夜幕能让人产生胆大包天的勇气,那天从胖嫂酒家出去后,我从背后一把抱住了蘇梅,她惊吓得差点喊出声来,扭头看到是我,她停止了挣扎,她说:“也没见你喝酒,怎么发酒疯了?”我确实有点醉了,把她箍得死死的,生怕她飞走似的。这是我们交往以来最热烈的一次拥抱,我感觉身体像一堆干柴,被点燃了。

在学校的头两年,日子慢得像爬,没想到临近毕业了,日子迈开双腿,开始飞奔。对苏梅的感觉也如此,以往都是她来约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散步,要不要一起看个电影。这几天,我突然开始有了焦虑感,频繁地约她,但我一直没有问她毕业后的打算。之前她有一次说起过,她父母就她一个女儿,希望她毕业后能回到哈尔滨。我肯定不可能去哈尔滨,南方人想想那里冰天雪地就觉得冷得不行。苏梅说,哈尔滨一到十月份就开始供暖,在房间里只要穿件单衣就行。我没有接她的话,心想总不可能在房间里待五六个月吧,出了门不是一样被冻成冰棍吗?这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母亲的那个病。

她七八年前就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认不出我和父亲,也常常忘记她自己是谁。唯一庆幸的是她从来没走丢过,母亲查出这个病后就辞职了,一直待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我父亲会领着她到外面走走。后来她也不愿意出去了,至少家里墙壁上到处贴着提醒的纸条,到了外面,她发病的时候会不愿意跟我父亲回家。所以清醒的时候,她常常自责,觉得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她渐渐养成了不出门的习惯,在我眼里,她越来越像一个活物,沉默、一动不动。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她究竟是不是清醒着。

我一直犹豫着要不要跟苏梅讲这些,她好几次流露出对我家庭的好奇。我想如果毕业意味着分开了,讲这些都是多余的,给彼此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美好的印象可能比什么都重要。但没料到,临近分别的时候,苏梅跟我下了个赌局,这事又起了变化。

那天晚上,苏梅到宿舍楼下来喊我,她说她们班级晚上吃散伙饭,但她不想去了。

我说:“不去,以后会落下话柄的。”

苏梅一脸不屑,她说:“该告别的都已经告别过了,无非喝醉酒,再抱头痛哭一次。”

我无言以对,她又说:“喝醉也跟你喝,我们还没好好地喝过一次酒。”

我说:“一个女孩子,喝酒不好。”

苏梅撇下嘴角,一脸不屑,她说:“没喝醉过,我觉得对不起大学的这四年时光。”确实,这几天如果在夜晚的校园里走一圈,能碰到很多被架着走的人,男的女的都有,一边走一边发酒疯。我没想到,苏梅还羡慕这个样子。

那天晚上,我觉得苏梅早已在心里下定了决心,她以生铁般的意志为所欲为地和我拼酒。我几次夺下了她手里的杯子,她一直吵着让胖嫂再给她拿。我实在没办法,想把她灌醉了事,没想到她一直吵吵嚷嚷,并没有醉到趴下。

从胖嫂酒家出来后,两个歪歪斜斜的人相互搀扶着,沿着大街一圈一圈地走,看到宾馆亮着的灯箱就慢下来,一直走到大街上人烟稀少,我们才钻进了一家青年旅馆。

狼狈不堪的夜晚中,我模糊地听到苏梅在抱怨,她说她感觉房子的墙壁都是倒立的。直到黎明时分,冲完澡,两个人才从恍惚的泥泞中挣扎出来,苏梅跟我说:“你别内疚,这都是我自愿的。”

她这么一说,我竟然觉得有点委屈,这情绪是如此丢人,我开始拼命地掩饰,背过身去,在床头柜到处乱翻。苏梅问我找什么,我说想找支香烟抽抽。苏梅说旅馆里怎么可能有香烟,要么去街上买一包,她也想来一支。

我穿上衣服,出了门,推门的响动惊醒了服务台熟睡的工作人员,他从行军床上直起了身,看了看我,又睡了回去。旅馆的隔壁就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连锁超市,一掀门帘,门口装着的感应玩偶熊就发出“欢迎光临”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电池发出来的,不像是人声录制的。我在香烟柜台前站了很久,最终还是挑了包“中南海”。

回到旅馆房间,苏梅看了看香烟,突然又不想抽了,我也顿时失去了抽烟的兴趣,于是那包开封的“中南海”又丢在了床头柜上。我站在那里,酒完全醒了,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陌生感,这种感觉就是确定事情发生过,但又遗忘了。

我不知道是为了温习还是为了熟悉,又脱了衣服,钻进了被子里。我毫无头绪地对苏梅说了一句:“难为你了。”说完以后,我觉得有些凌乱,又补充说,“是我不好,应该我主动来提这个要求。”

天没亮透,我们就从宾馆出来了,出来后,又开始后悔,这个点回学校,肯定会遭到校卫的盘查,于是我们在冷清的街头到处游荡。好在学校附近的早点摊已经亮了灯,老板开始在生炉子。我和苏梅走了进去,老板是个老头,这年纪的人后半夜都没觉,所以起得特别早。这家店是他女儿开的,但店里就他一个人。他用深邃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嘀咕道:“这么早。”苏梅低下了头,我问他:“早饭有了没?”老头说:“没看见吗?炉子才刚生好。”他说着拉开了冰箱门,看到里面放着一包馄饨,拎了出来说:“馄饨有,可以给你们烧。”

“好,来两碗馄饨。”

他慢吞吞地去烧馄饨,一路都嘀嘀咕咕,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我捧着苏梅的手说:“你一定要回哈尔滨吗?”

苏梅笑了一下:“那得看有没有人邀请我去福建,如果没人邀请,我就只能回老家了。”

“那太好了!”

吃完馄饨,回校的路上,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有毕业生趁着还未亮透的天色开始离校,这看起来像一场溃败。我看到好几个人走到半途,又停下来,举着手机拍学校那幢破旧的实验楼,没完没了的样子,让我们很鄙视。逆着人流往回走,我们又看到后面突然有人大喊着追上来,撤退的人流中有人行李箱落了地,离别成了一次纠结的肉搏。

我和苏梅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紧紧拥抱,相互拍打着对方的后背,恍然间,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跟人告别。这鬼地方,我以为毕业了不会有什么感情,没想到也跟着掉入了伤感的旋涡中。旁边偶尔有低年级的同学经过,他们不停地回头,看着这些陌生的学长学姐做出如此夸张的举动,隐约间仿佛觉得也跟自己有关。

白天很快到来了,校园内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我和苏梅各自回了自己的宿舍,臨走之前需要大清理一次,该扔的都扔了。苏梅打电话过来说,她的宿舍已经一地狼藉,好几个同学已经走了。宿管阿姨叫了好几个同伙,虎视眈眈地盯着她那一堆书,已经问了她好几遍,书还要不要留。

我说:“知道你舍不得,都发快递吧。”

“快递好贵,都称斤两收费的。”

“要不都扔了吧,不过扔了,等于把回忆也扔了。”我笑了笑,能听到苏梅因为纠结而抓头发的声音。

最终,苏梅还是狠狠心把这些旧书都寄回了东北老家,她说虽然寄回去,以后也不一定会翻出来看,但至少给青春买了保险,不至于以后后悔。

我在手机上订了两个人的车票。从我们学校到我家有两千多公里,坐高铁需要十多个小时。苏梅说,国家大真没意思,换在欧洲,这距离都可以出好几个国了。

我订的是早晨七点半的票,晚上我总担心睡过头,事实上我凌晨两点就醒了,心里有事,我总是睡不踏实。

我和苏梅约定六点钟在地铁站门口碰头,可那天到了地铁站门口,门还没有开,大街上人烟稀少,安静得有些陌生。我给苏梅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快到了,快到了。我一抬头果然看见她凌乱地从远处跑过来。

在地铁站门口等了一会,晨曦弥漫了东边的天空,火热的橘红色,又是一个大晴天。苏梅说:“好早啊。”

“像不像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

“什么?”

“《早安中国》。”

苏梅咯咯地笑了起来,她说:“好狼狈啊,因为赶火车,连寝室的人都没好好道别。我起床的时候,她们都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推她们,她们眼睛都不睁一下,还以为是在上学的时候呢。”

正说着,地铁站的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工作人员打着哈欠,看到我们,她打了一半的哈欠突然停顿下来,我看到她眼睛里憋出了泪花。

我们买了票,上了地铁,车厢里的灯很亮,整列车厢就我们两个人,在北京待了四年,我们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么空的地铁,能从车厢尾巴看到车厢的头。我本以为地铁的线路是直的,没想到它也会转弯,转弯的时候,车厢像蛇一样地扭动。地铁像块大吸铁石,每过一站就像吸铁一样,把五颜六色的人群吸进了车厢。几站过后,车厢内就拥挤了起来,空气也显得有点浑浊。

苏梅说:“坐完这趟地铁就拜拜,再也不想坐北京的地铁了。”

我说:“先别忙着下结论,离开三天说不定又想念这里的煎饼果子了。”

苏梅缠着我问厦门有什么好吃的,我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蚵仔煎。苏梅的眼睛亮了,她大惊小怪地说:“那不是台湾的吗?”我说:“是啊,我们那里饮食习惯跟台湾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早上九点钟懒洋洋地起床,然后喝上午茶,到中午才去上班。”苏梅说:“我以为南方都是精明人,勤劳得每天憋着尿奔波,没想到厦门这么懒,我喜欢,我喜欢。”

说话间,地铁进了火车站,我们在迷宫似的车站内拐来拐去,来到了地上的候车室。清晨的候车室还没拥挤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程度,我阴差阳错地朝一排空位走去,坐下后才发现,不知哪个促狭鬼把牛奶饮料瓶倒翻在座椅底下,我一脚踩在饮料上,赶紧跳了起来,鞋底沾上了饮料,很滑,我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拖了几下,苏梅发出恶心的嫌弃声。

我拉着她换了一个地方,一路上鞋底都很黏腻,发出怪异的黏合声,苏梅说:“你的鞋底已经成拔丝地瓜了。”

我笑着说:“好形象啊。”

苏梅一脸正经地说:“这叫语言天赋,东北人都这样。”她就是这么个人,给点赞美就忘了自己。我想到了一种虫,小时候常玩,放在手心里不停地爬,爬到手的边缘了,就用另外一只手接过来,它接着慌不择路地爬,以为爬过了十万八千里,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我想到这个,不觉笑出声来。

苏梅捶了我一下:“你笑什么?看起來像个贼,不会是好事。”

我抱着双手说:“天赋异禀,由衷佩服!”

苏梅笑着说:“谁说的?你们的方言我就不懂。闽南语的歌我不喜欢听,觉得黏乎乎的。”说完,她笑得更加大声,惹得周围的人奇怪地打量我们。

来到了检票口,人群排成了长龙,我们身前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妈妈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爸爸在逗孩子。苏梅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跟我说:“他们一家真和谐。”我这才发现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两个老太太,一个是奶奶,一个是外婆,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婴儿身上。

我悄声回了苏梅一句:“现在的小孩排场好大,前呼后拥的,四个大人陪着。”

苏梅说:“都这样,以后你有了小孩就知道了,看他们拿的东西,一两个人根本拿不过来。”我这才注意到每个老太太都提了两大袋东西,里面塞满了婴儿的奶瓶、奶粉、刷子,还有水果零食和五颜六色的衣服。

我贴着苏梅的耳朵说:“我的小孩应该也是你的小孩。”

苏梅害羞起来,她说:“谁知道呢,人这一辈子变数多了。”

“你不打算嫁给我吗?”

苏梅没有接我的目光,和我斗起嘴来:“为什么要嫁你?这么便宜嫁人,我也太亏了。”

我听了有些茫然,这两天来,苏梅像换了个人,她不再是以前柔顺的羔羊了,仿佛身上长出了一些刺,总是喜欢跟我“唱反调”。

我越过了她的脖子,看到那个奶奶的脸长得像核桃,相比之下,苏梅散发出逼人的朝气,她脖子的肌肤真年轻,能看到一层细细的绒毛,我呼出去的气让那些绒毛微微地摇摆起来,我忍不住亲了她一口。那个奶奶大概看不得年轻人肆无忌惮的亲热模样,眉头一皱,背过了身去。

苏梅的脸红了起来,她又悄声说:“你看,他们家的儿媳妇多贤惠。”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妈妈,她很安静,这种安静让她看上去比一般人更干净,她的每一根头发都很松软,一丝不乱,就用一个黑色的皮圈扎着。她也不化妆,但我敢肯定,她的皮肤是香的,因为怀抱中的孩子就趴在她的肩头上啃,那里流了一大摊婴儿的口水。她从她丈夫手里接过纸巾,擦拭干净,看着孩子轻轻地笑一下,眉眼之间全是母性的光泽。

检票的广播响了起来,排队的长龙缓慢地往前移动。来到了站台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大声地朗读电子指示牌上的字:请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小孩,在黄色指示线外排队候车。她读成了:“在黄色提示岁外非队候车。”她妈妈在帮她纠正错别字,纠正了以后,她却不敢再读了。

上了车,找到了座位,发现我们的座位隔开了,一个在左侧,一个在右侧。苏梅抱怨起来:“怎么是分开的啊!你怎么订的车票?”我连忙说:“可以跟人家换一下。”

左侧一排是两个位置,已经坐了一位僧人,他穿着一身黄色的僧袍,头发贴着头皮,长了短短的一层,看起来硬得像钢丝板刷。我跟他说明了情况后,他善意地笑了笑,自觉地坐到了另一侧。后来又上来了一位时髦的女人,大波浪鬈发,还有火烈的嘴唇,她在僧人旁边坐了下来,坐了一会,又走了,不知道在嫌弃什么。

火车很快地开动了,一出了车站,苏梅就打量着窗外的北京城,仿佛要把它们都装入眼睛中带走。我说:“没错吧?喊着要逃离的人也是你,舍不得的人也是你。”

苏梅犟嘴说:“我就最后看一眼,然后彻底忘了它。”

我说:“干吗?搞得有仇似的。”

苏梅没有再说什么,我知道她心里憋了口气,除了交了个男朋友,她这四年一无所获。她其实成绩还算不错,学校最初保送研究生的名单上有她的名字,但敲定最终名单的时候,隔壁专业的一个人挖走了这个名额,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

火车一路向南疾驰,窗外一会儿是群山,一会儿是田野,那些城市的建筑群仿佛是从地平线的尽头冒出来的,从一个小圆点逐渐变成眼前的庞然大物。车厢里的乘务员走过来又走过去,看了几遍,我感到了无聊。

从济南站上来一拨福建人,他们大概是组团来山东旅游的。这拨人上来后,车厢内变得异常热闹,苏梅被他们吵得有些烦躁,戴上耳机开始听音乐。大概他们的聊天声还是干扰了她,她听了一会儿又摘下了耳机,抱怨道:“他们一直说话不累吗?”

我说:“我对福建人比较了解,他们只要有伴,聊天的热情会持续不断。”

苏梅又问:“他们这么开心,在聊什么呢?”

我竖着耳朵听他们讲眉飞色舞的闽南话,他们一圈玩下来,似乎对山东的印象很一般,尤其是山东厨师烧的菜。他们昨天去吃了一家广东餐馆,结果精致的粤菜愣是被厨师烧成了东北菜的模样,端上来一大盘,看一眼就饱了。他们一边嘲讽一边笑,仿佛这才是这趟旅游的最大亮点。

苏梅翻了翻白眼嘀咕道:“小市民都有地域优越感,东北菜怎么了?我觉得挺好啊。”

我顺着她说:“就是,我也这么觉得,东北饺子好吃,和福建的肉燕有一拼。”

苏梅又问我肉燕是什么,我说跟馄饨差不多,不同的是皮用肉做,馄饨是面包肉,肉燕是肉包肉。苏梅偏执地认为那就是个肉丸,跟馄饨不是一回事。

她想着想着,又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沙县小吃吧?那东西难吃,跟东北饺子怎么比。”

我说:“到了厦门,你吃一下就知道了,说多了费口舌。”

苏梅又塞上耳机,开始装睡,装着装着,竟然真的睡着了,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长发垂下来,盖住了她的脸。她的呼吸很轻柔,几缕头发在那里微微地拂动。我突然有点担心吵醒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足足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后,她好像出了丑,有些难为情,问我到哪里了。我说:“快出江苏了,有没有进入浙江我也不知道。”

随着离福建越来越近,我发现苏梅开始有些微微的紧张。她似乎才想起来要跟她妈妈说一下,于是拨通了她妈妈的电话,在电话里她说话声音很小,说学校已经放了,她想去厦门看一看,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她也想先尝试一下。她妈妈大概有点急,生怕她被别人骗走。苏梅小声说,有同学结伴去。

我愣了一下,发现自己还只是她一個同学。我听到她妈妈问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的,苏梅的脸涨得通红,小声说是女的。我暗暗地笑,耸动的肩膀招惹了苏梅,她狠狠地掐了我一把,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气呼呼地瞪着我,模样有些可爱。

我第一次亲眼见识到这么笨拙的谎言,想继续逗逗她,但她很快地回到了电话中,跟她妈妈继续说着毕业后的打算,从她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她和她妈妈非常亲昵。她们的对话是小声的,完全放松的,苏梅在谈到毕业后的打算时充满了淡淡的忧愁,她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找什么样的工作,仿佛还没学好,心里也没准备好,大学就结束了。您猜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吗?我们就像一群鱼苗,那种小得像米粒的鱼苗,刚被孵化出来,学校就把我们倒入了社会的洪流中。”

我被苏梅说得有点可怜起来。她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每年毕业季,就相当于开闸泄洪,应届毕业生组成了一群蔚为壮观的人流,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出来,奔向社会。找工作这码事有时候跟上战场似的,相互踩踏,饥不择食,真的有点惨不忍睹。

苏梅的妈妈大概在问她找对象的事,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有合适的也会考虑,不会傻傻地去考虑究竟是先成家还是先立业。”

她妈妈大概在逼问她究竟有没有,苏梅支支吾吾地说:“好感的人有,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妈妈又问她是哪里人,苏梅就撒起娇来,不肯细说下去。她只说了一声:“嗯,是南方人。”随后,她又担心起来:“今天我们聊的东西,您不要跟爸爸去说啊,我好担心您管不住自己的嘴。”

她们终于挂了电话,我说:“你们聊的那些事,你觉得你妈妈真的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吗?”苏梅笑了一下说:“我故意这么说的,她一准回头就告诉我爸爸了。有些事女儿和爸爸不方便说,只能通过传话的方式解决。”

“看不出来,你心机还这么深。”我故作惊讶地逗她。

“是啊,现在你后悔了吧?以后要辜负我,我不会放过你。”苏梅故意张牙舞爪地说。

我说:“放心吧,你背井离乡去厦门,孤苦伶仃一个人,我下不去手。”苏梅一听把她描述得这么惨,又掐了我一把,她突然问我:“你以前听没听说过一个传说?”

“什么传说?”

“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讲一条大蛇成了精,白天的时候化身为一个老头,骗各种各样的村民在夜晚上山,夜晚他就现出原形,匍匐在山顶上。很多村民受他蛊惑,按照他白天的提示,循着两只红灯笼往山上走,其实都走进了他的肚子里。”

“你说的两只红灯笼是蛇的眼睛?”

苏梅笑了笑说:“是的,有段时间我晚上特别害怕城市夜幕中的高楼,黑乎乎的像头怪兽,关键是楼顶上忽明忽灭的红色信号灯,像极了传说中的蛇眼。”

“你胆子够小的。”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蛇精化的?”

跟苏梅一路说笑,我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厦门站。我父亲来接我们,出了车站,他老远地看到我,向我们使劲地挥手。我们走了过去,父亲殷勤地迎上来给我们提行李,去停车场的路上,他隔三岔五地问了我们好几遍,饭吃了没。

上了他的车,兴高采烈的氛围才稍微缓解下来,我和苏梅坐在汽车的后排,能从车内的后视镜里看到父亲皱巴巴的额头和蓬松的灰头发,他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像带着静电。苏梅在手机里偷偷地发我短信,说我父亲长得像爱因斯坦。

车子上了高架路后,一路畅通起来,苏梅一直看着窗外,经过跨海高架桥的时候,她“哇”地喊了一声,父亲马上问她,是不是第一次来厦门。他们交谈起来,仿佛不用我过渡。

到了家里,父亲掏出钥匙,跟苏梅说了一句:“杰仔的妈妈这里有问题。”他指了一下脑袋说,“你第一次见可能会不太习惯。”推门进去,没见到我母亲,父亲寻找了一圈,他喃喃地说:“会去哪里?”楼下的房间都找遍了,还是没见到人,父亲赶紧出了门,我们也跟了出去,一抬头,发现母亲就趴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

父亲松了口气,他冲她招手:“下来!杰仔回来了,他还带了他的……朋友。”父亲在“女朋友”三个字上栽了个跟斗,生硬地掰成了“朋友”。

母亲默默地看着我,不为所动。

苏梅怯生生地喊了她一声“阿姨”,她也没有任何动静,就那么静静地趴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我们。

父亲有些尴尬,他跟苏梅解释道:“可能又犯病了,不管她了,我们进去坐。”

苏梅跟着我们进了屋,父亲在那里忙活起来,他烧了开水,给苏梅泡了红茶,又去煮了肉燕。苏梅好奇,跟着我去看了锅里的肉燕,她说:“这就是馄饨啊。”父亲笑了起来,他说:“你也可以喊馄饨,不过馄饨是面包肉……”

“这是肉包肉。”苏梅抢着说,“可我看看,它还是一张面皮啊。”

父亲耐心地跟她解释起来,说这肉是怎样经过捶打,然后怎么制作出来的,苏梅这才有点明白过来,父亲又说,等哪天空点了,他亲手做给她看。

我和苏梅又回到了客厅,她问我,这茶叫什么。我说是大红袍,她又一阵惊叹,说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红袍啊。我说厦门离武夷山不远,大红袍就是那里出产的,有机会可以去那里看看。

喝了一会儿茶,苏梅突然偷偷地问我:“你妈妈怎么还没下来?”

我说:“不管她了,她想下来自己会下来的。”

“她经常这样吗?”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很想好好地跟苏梅谈一下我的母亲,但总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或者话到了嘴边,又觉得太仓促了。我说:“你会不会认为我故意瞒着你?”

她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地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说:“得这个病真可怜,你们平时说话吗?”

我说:“她清醒的时候,会说几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觉得我说的话,她不一定会听到。”

这时候,父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燕出来了,他端到了苏梅的面前说:“尝一下,味道跟馄饨还是不一样的。”我看着苏梅认真地品尝起肉燕来,她尝了一个,忽然发现我们都没有吃,这让她很不好意思,她说:“你们分一点,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父亲连忙说:“锅里还有,我去盛来。这个我们经常吃,不稀罕。”说着,他又跑去了厨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两个小碗。他在我面前放了一碗,还有一碗他端去了楼上。

苏梅吃着肉燕,又问我:“你妈妈犯病时,连你爸爸都不认识吗?”

我说:“应该是的,这病就残忍在这里。”

苏梅默默地搅着碗里的肉燕,但我看得出来,她在留意楼上的动静,父亲在跟母亲说话,用的是闽南语,但具体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才让苏梅了解这个情况,仿佛带着欺瞒的味道。

我们坐在圆桌前,静默得有些尴尬。好在父亲又下来了,他似乎急于知道苏梅对肉燕的评价。苏梅跟他说,味道果然不一样,更筋道些,有嚼头,还有汤也很鲜,感觉放了很多味精。父亲笑起来,他说:“我们从来不放味精和鸡精,味精这东西不健康,家里已经有好多年没用了。”

“听说味精吃多了,脑袋会变笨。”苏梅跟了一句,突然觉得影射了什么,没有说下去,父亲和我都笑了笑,但我知道那表情很干涩。

父亲问苏梅老家在什么地方,苏梅说哈尔滨。父亲突然觉得很门当户对,他说:“哈尔滨好,我不喜欢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那些地方的人都有优越感,尤其是北京人,自己就住五十平方米的房子,仿佛全天下都是他们家的。”

苏梅好像找到了知音,她说在北京待了四年,她也喜欢不起来,说白了那就是中国的中心,全国各地的人都拥向那里去淘金,城市变得拥挤不堪,高峰时都不敢乘地铁,就怕挤进去了,到站还下不了车。苏梅看了我一眼又说:“算了算了,都留给那些有梦想的人待北京吧,我觉得厦门好多了。”

我知道她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有过一阵子,我特别想留在北京,毕竟那里有最好的医院。我还想着等自己稳定了,把母亲接过来,带她去看看病。但毕业来得太快了,所有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回音,我只能南下回家。

后来,父亲和苏梅又聊起了找工作的事,苏梅突发奇想地说,她想去人工智能的领域碰碰运气,因为厦门有这方面很强的科技公司,前几年那个著名的社交机器人据说就是厦门这边的公司开发的。苏梅托着下巴,天真地说:“把人会的东西都教给机器人,那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

我说:“不是一直有人担心机器人统治人类吗?据说前些年,国外某个公司开发了两个机器人,它们一交流,产生了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于是试验马上被终止了。”

苏梅说:“那不是挺好吗?语言就像密码,有可能诞生新的天书。”

我说:“有什么好的,人造上帝,离灭绝不远了。”

父亲看着我们争执,尴尬地笑了两声。

吃完肉燕,苏梅说她吃出了一身热汗,想到外面透透气。来到了外面,海风阵阵,吹得人很舒服,苏梅说:“这里的天气太爽快了。”她说着,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发现我母亲还是一个多小时前的模样,趴在阳台的栏杆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苏梅尴尬地冲她挥挥手,母亲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

我说:“别管她了。”

苏梅喃喃地说:“她为什么要一直趴在阳台上呢?这么久,不累吗?”

我说:“她经常这样。”

苏梅心事重重,被一双眼睛注视着,让她感到了浑身的不自在。我跟她提议,去附近哪里走一走,她立刻就答应下来。我们回屋跟父亲说了一声,父亲说:“是该让杰仔带你去走一走。”他把车钥匙取了出来,我说不用了,就附近走走。

父亲突然用闽南话问我,苏梅是不是被我母亲的样子吓到了。我愣了一下,也用闽南话回答他,说好像是有点。父亲又说,那你路上安慰安慰她,早不犯病晚不犯病,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说,知道了。我抹了一把脸,脸上热辣辣的。

苏梅一直看着我们,她似乎意识到我们在說她,装作一脸天真的模样,但我能感受到她的别扭,这种被屏蔽在外的感觉确实有点让人抓狂。

从家里出来,我们拦了一辆的士,告诉司机去集美。车程也不过十来分钟,从上车开始,苏梅就不停地往后张望,她似乎还想看看我母亲是否还在阳台上,但车窗外的榕树很快地挡住了她的视线。

苏梅问我:“你母亲这样多久了?”气氛陡然间变得有些沉重,我说:“可能七八年了,也可能十来年了,太久了,有点忘记了。”

“你们不给她治疗吗?”

“看过了,这个病没法治,只能靠药物缓解,让它变坏的进度慢一点,药一直在吃呢。”我说着,突然有些气呼呼,好像被人误解,内心受了委屈。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的士开到了海边公园。

我们下了车,海面开阔而宁静,有点敞开怀抱迎接人的意思。风景一美,苏梅就忘了刚才的窘境,她摆出各种搞怪的造型,一会儿把远处的集美大桥托在手心里,一会儿张开嘴巴,佯装要吞海水,我忙着给她拍照。拍着拍着,她说:“突然有点不想回去了,晚上你能和我一起住宾馆吗?”

我有点犯难,苏梅又说:“算了算了,你不住家里,你爸爸会以为我是个坏女人。”

“你一定要住外面吗?”

苏梅看着我,不说话。

明晃晃的太阳映在海面上,碎成了一大片小光点。苏梅拉着我的手说,海风这么好,去爬爬旁边的小山。我们又去了那座山,没想到山上有座庙,规模还不小,本以为供奉着妈祖,没想到里面竟然是观音。我跟苏梅说:“我竟然也没来过这座庙,它像凭空冒出来的。没有妈祖的庙在厦门很少见。”

苏梅不说话,到了庙里虔诚地跪拜,这让我觉得有几分滑稽,但我并没有说她,到了那样的场合,我内心其实也有顾忌。从庙里出来后,苏梅一直搂着我,好像我会消失似的。其实在庙宇门口搂搂抱抱,让我感觉很别扭。我问她怎么了,苏梅忧愁地说:“怎么办呢?”

我说:“什么怎么办?”

苏梅却不回答我,她突然踩了我一脚,很重,我喊了声疼,她顿时满脸通红。

到了傍晚,父亲打电话来喊我们吃饭,苏梅本意大概不想回去,但她的眼色使晚了,我已经答应了父亲马上回去,于是她一路不情愿地跟我回了家。父亲问我们去了哪里,我说去看了集美大桥。父亲又跟苏梅说:“这里的气候和哈尔滨差别挺大的吧?夏天也不太热,海风大。”苏梅点了点头说:“厦门的夏天好过多了。”

摆好了菜肴,母亲也没下楼来,苏梅怯生生地问父亲:“要不要叫阿姨一起来吃饭?”父亲说:“不管她,不管她。”

吃饭的时候,我说到了那个寺庙,父亲说庙里有个和尚是他好朋友,前两天还邀请他过去聊天。我说,没听你说起过啊。父亲说那个和尚是别的寺庙过来挂单的,可能住一阵又会去别的地方。

父亲把好吃的菜都挪到了苏梅跟前,他说:“他请我过去聊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去,怕聊着聊着,又鼓动我出家。”

我的筷子停住了,苏梅也惊异地看着父亲,父亲笑了笑说:“哪有那么容易出家,我放手了,你妈妈怎么办?当然,我也怕聊多了,把和尚聊还俗了。他本来就是个酒肉和尚,经常约我外面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百无禁忌,鱼肉都来,让他点菜,点的第一个菜准是大肠煲。”

我搁下筷子说:“你怎么结交这样的和尚?”

父亲尴尬地笑了笑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也没多少区别,他看到了我们家的状况,经常开导我,出家人无非就是个看破和放下。”

正说着,楼梯响起了脚步声,母亲从楼上下来了,她似乎又清醒了,看着我笑,看着苏梅笑,她还有些不好意思。苏梅招呼她一起吃饭,她摆摆手,我突然感到了陌生,那个我曾经很熟悉的母亲不见了,现在她和我连句话也不说了。父亲尴尬地招呼苏梅吃菜,母亲看了我们一眼,又回到楼上去了。

饭桌上,谁也没说话,父亲突然又用闽南语跟我说,那个和尚想来帮我们做场法事,他说可以帮助我母亲驱除心魔。我用闽南语回敬父亲:“这样的骗人把戏你也信?”父亲见我言辞激烈,声音小了下来,他说:“我知道不起作用,但也没有坏处,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它本来也就是个心理安慰……”

他的语气是如此低三下四,似乎在乞求我在苏梅面前不要失了仪态。苏梅吃惊地看着我们,我冲她说:“这不关你事,是我们俩之间的事。”苏梅红着脸说:“能不能不要用方言,好见外的。”我用普通话跟苏梅说了一遍,苏梅说:“这也用不着发火,不愿意可以不做啊,不过我觉得试试也没事,又没什么损失。”

那天,吃完饭后,苏梅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看着她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知道她还在惦记着住宾馆去。趁着父亲收拾了碗筷,在里屋洗刷的时候,她劝我,以后跟父亲说话不要这么冲,他也不容易。

我说:“那怎么办?说都已经说了。”

“你可以当作忘记了呀。”

说到忘记,我又下意识一颤,说:“大脑这东西,其实厉害的不是记住了什么,而是忘记了什么。”

苏梅又宽慰我:“阿姨会好起来的。”

我苦笑了一下:“怎么可能!”

里屋传来了父亲搓筷子的声音,之后又安静下来,屋子外的潮汐声隐隐约约地大了起来,苏梅问:“是不是涨潮了?”说着,她推开了门,遠处星火点点,苏梅雀跃起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真要住外面去?”

“嗯,你一起去吗?”苏梅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她真的有点舍不得我了,我说:“那我去跟他说一声。”

父亲听说苏梅要走,他连忙摘了围裙,出来挽留苏梅,屋子里你来我往,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母亲又从楼上下来了,走到楼梯一半,她站住了,还是那样默默地看着我,我留意到她手上多了一张照片。我问她:“你下来吗?”她又摆摆手,调头回了楼上。

父亲挽留了几个回合后,终于也放苏梅走了,他让我把苏梅安排好。苏梅突然提出来要去跟我母亲打声招呼再走,我们都说不用了,她却很坚决,让我一起陪她上了楼。

母亲的房间灯亮着,推门进去,坐在台灯前的母亲好像受了惊吓,霍地站了起来,她一站起来,跟前就多了一个很大的人影。我说:“苏梅要住到外面去,跟你来道个别。”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苏梅很客气地鞠了一躬,说:“阿姨,希望您多保重身体,回头我再来看您。”

这时候,父亲也进来了,他指着我说:“这是你儿子,还认识吗?”他说着,又指着苏梅说,“这是儿子的朋友,一起读书的,来跟你打招呼。”他说着走到了母亲身边,开始给她整理东西,我这才发现,梳妆台上铺满了照片。父亲对我说:“都是你的,你每次去外面,我就偷偷地拍一张照片,洗出来给她。她经常拿出来看,搞得一塌糊涂。”

我和苏梅都走了过去,照片有几十张,大概从我读高中的时候开始拍的。从照片上看,父亲的拍照技术很粗糙,有的照片脑袋顶到了相片边缘,有的可能是偷拍,匆忙之间没对上焦,整个人看上去有点模糊。我忽然间醒悟过来,这四年,每次去北京上学,父亲把我送到火车站,都要在火车站前跟我合张影,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别扭,原来是这个用途。

我翻着那些照片,喉咙口涌上一股热流。母亲手里还抓着一张我高中时的照片,在我和照片之间来来回回地看着。

那天,从我家里出来,上车的时候,苏梅把我拦下了,她说:“你别去了,我自己能解决。”我说:“又不走,把你安顿好就回来。”

上了车,一路沉默,苏梅突然紧紧地拽住我手臂,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我也跟着悲伤起来。果然,第二天,苏梅就回了哈尔滨,她坚持没让我送,似乎我一送,她就狠不下心回家。

当晚,她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说已经安全抵达哈尔滨了。看着那条短信,我有一股想哭的冲动。我母亲从楼上走了下来,她似乎又清醒了,这次她走到我跟前,递给了我一个红包,说还没给见面礼。我想说苏梅已经离开了,但话到嘴边,突然又咽了回去。

责任编辑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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