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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式设定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

时间:2021-01-05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王春林

或许与我的孤陋寡闻有关,在我,最早知道李洱正在从事一部新长篇小说写作的时间,是2011年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作代会的时候。至今犹记,那次会议的某个晚上,李洱和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张亚丽,他们两位曾经在我的房间小坐。我最早知道李洱正在致力于一部新长篇小说的创作,具体时间就在那个时候。但实际上,按照小说完成后李洱自己关于这部作品竟然耗费了整整十三年时间的说法来推算,则他最早开始酝酿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时间,最起码要早到2005年的时候。应该是从2011年开始,或许与我长期阅读追踪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紧密相关,每每遇到李洱的时候,我总是会不无讨嫌意味地追问他,新长篇小说的写作究竟进行到何种程度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读到这部期待已久的长篇小说呢。尽管总是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一种确切的答复,但说实在话,由于此前他的长篇小说《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都曾经给我留下过极其深刻印象的缘故,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存有着对于这部未知作品的强烈期望,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就这样,当时间的脚步行进到2018年秋日的时候,我终于在《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度秋卷的目录上,发现了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连载于《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秋、冬卷)上卷的踪迹。当时那样一种长久期待之后终于要见到“金刚真身”的感觉,于今想来,恐怕的确多多少少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意思。接下来的,便是拿到刊物后迫不及待地阅读,以及先后两次认真阅读之后更长时间的沉寂与思考。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应物兄》这部现象级的长篇小说呢?在认真地读完这部字数多达九十万字的长卷之后,笔者一时之间陷入到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茫然状态之中,久久难以自拔。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部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巨型长篇小说,《应物兄》的确拥有足够丰饶的知识系统。因为作品以济州大学筹建一个儒学研究院为主要的故事情节与结构线索,所以,自然会写到一众致力于儒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这样也就势必会旁涉到很多相关的儒学知识,比如,关于孔子《论语》、关于《诗经》以及相关的学术史谱系等,这一方面的例证,在小说中真正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那位身兼视角功能的主人公应物兄,一部影响极大的学术著作,就是《孔子是条“丧家狗”》:“他从美国访学回来之后,整理出版了一部关于《论语》的书,原名叫《<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但在他拿到样书的时候,书名却变成了《孔子是条“丧家狗”》。他的名字也改了,从‘应物变成了‘应物兄。”首先,“孔子是条‘丧家狗”这个书名,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前一个阶段曾经在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一部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丧家狗———我读论语》。尽管没有从李洱那里获得确证,但如此一种联想生成的合理性,却不管怎么说都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应物兄这部书的原名“《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假如把《论语》置换为儒学或者儒学研究院,那么,这个标题也可以说庶几概括体现了李洱这部《应物兄》的创作主旨。

再次,更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于一本学术著作的出版,作家也很巧妙地介绍了“应物兄”这一名号的由来。第一,从一种直观的角度来说,“应物兄”这三个字,让我联想到的,就是唐代那位以恬淡高远的诗风而著称于世的山水田园诗人韦应物。尽管说我们根本搞不明白韦应物名字的具体由来。第二,如果把“应物兄”这三个字与儒学研究联系在一起,那么,正如同作家在小说中曾经明确提出过的,这三个字便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这样的古典名句。这句话典出《晋书·外戚传·王濛》。字面的意思是此人(即传主王濛)一贯特别谦虚,总是会以一颗仁爱之心待人接物。李洱特地征用这一语词来为自己学富五车的主人公命名,很显然是在借此而暗示应物兄也具有类似于王濛这种“虚己应物,恕而后行”的精神品格。本来他的名字只是“应物”二字,但不知道是出版人季宗慈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的缘故,总之,根本没有征求他本人的意见,等到《孔子是条“丧家狗”》正式出版的时候,他的署名却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字,变成了“应物兄”。依照人物的性格逻辑来推断,季宗慈此举不仅毫无疑问是有心之举,而且他的出发点肯定是对市场效益的充分考量。在他因此而向季宗慈发火的时候,季宗慈竟然还给出了一番看似合理的解释:“季宗慈说,虽是阴差阳错,但是这个名字更好,以物为兄,说的是敬畏万物;康德说过,愈思考愈觉神奇,内心愈充满敬畏。这当然是借口。他虽然不满,但也只能将错就错来。”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人们竟然以讹传讹地干脆把他叫做了“应物兄”。原来的“应物”,反倒不怎么被提起了。第三,联系应物兄的普通农民家庭出身,他的父亲肯定不可能给他想出“应物”这样一个很是有一些来历的名字。那么,应物兄的名字究竟从何而来呢?一直到第23节“第二天”这一部分,李洱方才借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询问的方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原来,这个名字的命名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初中时的班主任朱三根:“就是那个老师将他的名字‘应小五改成了‘应物———在家族的同辈人中,他排行老五。班主任姓朱,原名朱山,曾是个‘右派,早年在高校教書,据说在‘反右运动中肋骨被打断过三根,所以同事们都叫他朱三根。”没想到的是,这应物还偏偏就不领情,只一门心思想着把名字再改为“应翔”。面对着应物拒不接受的情绪,朱三根老师专门给他写了一段话:“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尽管应物兄肯定是那个时候的高才生,但即使如此,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以上来自于王弼《周易注》中的这段古文,也还是太深奥了,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懂。但自幼聪慧的他,却能从老师的神情中看出了师命不可违,看出了老师寄予自己的殷切期望,所以只能乖乖地接受了“应物”这个看似深奥的名字。那个时候的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到后来,在研究生面试的现场,正是因为他的名字,以及他在现场背诵出的王弼这段话发生作用的缘故,乔木先生方才以收扇子的方式点头首允,把他收到了自己门下。

其实,也还不只是与儒学相关的各种知识,因为作家所集中聚焦的乃是济州大学的一众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又不仅仅以儒学研究为志业的缘故,所以,在儒学知识之外,李洱的这部小说也还旁涉到了很多西方的各种知识,其中尤以哲学方面的最为引人注目。我们注意到,关于《应物兄》中的知识系统,刘江滨曾在《应物兄>求疵》一文中做过这样的一种概括:“必须承认,李洱的学识学养令我钦佩不已,儒学、道学、佛学、哲学、生物学、环境学、建筑学、社会学、堪舆学等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在作品中不是炫技而是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称其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当不为过。”既然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长篇巨制,那么,以很大的篇幅旁涉描寫各种知识系统,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当代其他那些题材相同的知识分子小说中,或许与作家别一种创作动机有关的缘故,我们却很少看到如同李洱这般对于各种知识系统的充分书写与表达。以我愚见,《应物兄》如此一种知识极大丰富的情形,很可能会招致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赞之者会认为,既然是一部旨在描写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那么,相关知识系统的丰富描写,就不仅是一种必要的事情,而且,更进一步说,在这种描写中,我们或许还能够见出作家对世界与存在的基本看法。借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在《应物兄》研讨会上的发言来说,就是:“李洱之所以有野心把那么多知识点囊括进13年的写作,无非是想通过小说的形式追问中国今天知识分子到底处于何种状态。”(施晨露《横扫年末文学榜单的90万字长篇<应物兄>是怎样一部作品,竟让评论家“掐”了起来》)而贬之者则很可能认为,小说作为一种主要关乎于人性的艺术形式,其聚焦点理当更多地停留在人物的外在言行举止展示与内在精神世界挖掘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多的知识系统书写,因其对思想主旨的相对疏离,或者还会招致“掉书袋”的指责。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中,尽管我们不仅更多地赞同前者的看法,而且还对李洱在写作过程中那样一种简直如同做学问一般的“穷经皓首”功夫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但说实在话,由于笔者自身的相关知识储备相对贫乏的缘故,所以无论是非臧否,并不敢轻易置一词。也因此,相比较来说,我们还是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到其他方面,尤其是关于时代境遇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与分析。

但在具体展开我们的讨论之前,却首先需要对《应物兄》叙事形式方面的若干特质略加关注。先让我们从叙事人称的问题说起。一方面,《应物兄》所采用的很明显不是更具主观性特征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但在另一方面,主人公应物兄所承担的主观叙事视角功能,却又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在这部字数多达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从应物兄始,到应物兄终,携带着视角功能的他,是贯彻文本始终的唯一一位人物形象。然而,多少显得有点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深入,竟然会在很多时候出现“我们的应物兄如何如何”的这样一种叙事句式。比如,就在小说刚刚开始的第1节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叙事句式:“打电话的同时,我们的应物兄就已经整理行头了。”比如,“我们的应物兄后来知道,那只铃铛其实是从汪居常他们家小狗的脖子上取下来的。”再比如,“我们的应物兄预感到栾庭玉即将发火,但他还是抽空想出了一个奇怪的比喻:那双耳朵,真的就像卤过了一样。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个奇妙的比喻涌上心头,应物兄都怀着愉快的心情欣赏一番的。”“我们”?这个突然间冒出来的复数的“我们”,到底包括哪些人呢?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其实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作家李洱一直到小说结束的时候,都没有给出过明确的交代。问题在于,尽管这个“我们”的出现特别突然,但最起码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真实的情况却是,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突兀,反而还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种亲切感。为什么会是如此呢?细细琢磨一番,其中的道理,极有可能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应物兄这一人物形象早已渐次深入人心的缘故。正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已然对应物兄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所以在看到“我们的应物兄如何如何”的时候,才会毫无排斥。事实上,从叙述学的意义层面上严格来说,类似于李洱这样一种悍然冒犯基本叙事法则的行为,是坚决不允许的。借用中国古代一位批评家金圣叹的说法,如同李洱的这样一种行为,或许可以被称为“犯”。按照我自己一种真切的阅读体会来加以揣度,李洱《应物兄》中时不时就会出现的这个“我们”,很可能既包含了活跃于文本内部的除应物兄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物,也包括有身为读者的我们,甚至干脆也包括有作者李洱在内。一方面,我们明明知道李洱在“犯”,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不仅能够接受,甚至还会纵容这种“犯”的行径存在,充分说明的,也就是我们寻常所谓的“文无定法”。又或者,李洱正在以这样一种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方式,在为未来的叙述学理论做出探索性的贡献,其实也未可知。

接下来,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作家李洱在叙事过程中对预叙手段熟练而普遍的使用。所谓“预叙”,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故事情节还没有正式得以展开之前,作家借助于暗示等艺术方式将相关信息巧妙地透露给读者。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一个例证,恐怕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那个部分。在故事情节还没有发生之前,曹雪芹就通过判词的方式将相关人物的未来命运率先有所揭示,正是“预叙”功能的突出表现。或许与《应物兄》篇幅的相对巨大有关,李洱便需要通过预叙手段的充分使用,在制造艺术悬念的同时,更紧密地把前后的文本整合在一起。比如,第12节“双林院士”中就曾经这样写到:“至于做儿子的为何不愿与父亲见面,乔木先生不愿多谈一个字。应物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与双林院士的儿子相遇。”双渐既然是双林院士唯一的儿子,他为什么竟然会与父亲结怨甚深,乃至于一直不愿意与父亲见面呢?真正的谜底彻底被揭开的时候,已经到了第85节“九曲”中了。曾经被打成“右派”在桃花峪“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双林院士,在离开桃花峪回京之后,很快就被相关组织安排到了甘肃:“那里有一个军事基地。所有进出基地的专家和战士,都曾向党宣誓:‘知而不说,不知而不问;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双渐的母亲自然也就不知道,丈夫这一走,两个人再也无缘见面。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第二年,双林院士来过一封信。当双渐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两年了。双渐还记得,信上留的地址是‘(玉门)西北矿山机械厂”这一年,可怜的双渐只有八岁。“母亲死后,双渐被小姨收养。双渐的小姨后来嫁到了桃都山。再后来的几年,双渐曾往‘玉门西北矿山机械厂写过两封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一九七七年,双渐考入北京林业大学。直到第三年,双渐才知道父亲还活着。”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双林院士,本不是一个无情之人。他之所以很多年与家人断绝音信,乃是因为恪守组织要求与科研机密的缘故。能够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当然值得予以充分肯定。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恐怕在于,对机密的保守是否已经严重到了毫无音讯乃至于死活不知的地步。在和平年代,如果说为了保守所谓的机密,竟然妻子去世两年都毫不知情,那如此一种制度中所内蕴的反人性性质,自然也就无须多言了。当一种制度竟然可以把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性扭曲到如此一种地步的时候,我们应该加以警醒和反思的,肯定也就是这种制度本身了。正因为父亲虽然活着但却多年不通音讯,所以才会有很多年之后双渐面对着应物兄的真切倾诉:“他来看过我。我想跟他说话来着。话一出口,我就冒犯了他。我真是不该那么说。可是后悔有什么用?我说,你怎么还活着?活得挺好的嘛。他问我能不能吃饱?塞给了我二十斤粮票。北京粮票。班上还有两个同学,他们的父亲也与他们多年没了联系。等有了联系,发现父亲已经另有家庭了。我想,他肯定也是如此。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从乔木先生那里知道,他依然孤身一人的。”既然父亲连母亲的去世都不知道,既然很多年父子之间都联系不上,那这样一位父亲的存在恐怕也就形同虚设了。面对着如此这般“绝情”的父亲,双渐的不愿意见面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说关于双林院士与双渐的这种预叙,属于一种外在表征很是有一点突出的“明预叙”的话,那么只要我们详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另一种姑且可以被称之为“暗预叙”的艺术手段的存在。具体来说,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11节“卡尔文”这一部分。在介绍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黑人留学生卡尔文的汉语水平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些叙事段落:“闻知应夫子车祸,患了半死不死之病,我心有戚戚焉!”“他叫我卡夫子,我叫他应夫子。孔子是孔夫子。他是应夫子。”“上帝啊,老天爷啊,娘啊!应夫子醒来吧,别半死不死了。阿门。”在充分表现卡尔文汉语水平的同时,此处专门提及的应夫子也即应物兄的车祸,当指前面刚刚介绍过的“一次他开车送朋友去机场,在高速路上发生了碰撞,差点死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卡尔文在博客里写的那段文字。”我们在前面所摘引的,正是这段文字的若干片断。但千万请注意,只有与小说结尾处的相关情节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发现卡尔文这段博客文字预叙功能的存在。小说的最后一节,也即第101节“仁德丸子”部分中写道:“从本草到济州这条路,他开车走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开车行走在这条路上。”“他最后出事的地点,与那个拄单拐者最初开设的茶馆不远。他曾坐在那里,透过半卷的窗帘,看着那些运煤车如何乖乖停在路边,接受盘查。”但这时的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因这些运煤车而重蹈车祸的覆辙:“事实上,当对面车道上的一辆运煤车突然撞向隔离带,朝他开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躲开了。他其实是被后面的车辆掀起来的。他感觉到整个车身都被掀了起来,缓缓飘向路边的沟渠。”依照李洱那简直就如同草蛇灰线一般的缜密思维,小说开篇不久处借助于卡尔文那带有明显语病的博客文字,所遥遥指向的,正是结尾处这一富含深意的应物兄车祸细节。只不过其中深意,尚需等到我们展开对应物兄这一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时再详细道来。此处,我们且将关注点先转移到《应物兄》的开篇方式上。

我们都知道,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篇方式,对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最终成功与否,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此,曾经有学者以《红楼梦》为例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开头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也。尤其在《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中,开头不仅是全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能起到确定基调并营造笼罩性氛围的作用。至少,如以色列作家奥兹用戏谑的方式所说:‘几乎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

张辉曾著文说,“假如《红楼梦》没有第一回,假如曹雪芹没有如此这般告诉我们进入故事的路径,假如所有優秀文学作品都不是由作者选择了自己最为属意的开始方式,或许,我们也就无须寻找任何解释作品的规定性起点。”更进一步说,一个恰如其分的开篇方式,还有着足以涵盖统领全篇的象征性作用。正如同《收获》的编辑在“编者的话”中所说:“小说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不仅全书的总标题为“应物兄”,而且小说的第1节也叫“应物兄”,所以一开始就从应物兄这一人物形象落笔写起:“应物兄问:‘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什么想好了吗?谁来还是不来?一落笔,李洱即直指小说核心事件———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却原来,济州大学校长葛道宏在获知大名鼎鼎的儒学大师,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的程济世先生即将回国讲学的消息之后,便试图利用应物兄与程济世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应物兄在哈佛大学访学时,程济世是他的导师),把籍贯为济州的程济世先生延请至济州大学任教。为此,葛道宏准备专门成立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太和”的儒学研究院。一方面,应物兄本人是儒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与程济世先生之间又有着如此一种师生渊源,所以他自然被校长委以重任,成为儒学研究院最主要的筹备人员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同门师弟,原先一直在校长办公室写材料的费鸣,则被葛道宏校长专门委派来给他做助手。小说开篇处,应物兄的那句“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就是针对这件事而言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应物兄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正在洗澡的过程中。这样一来,“也就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应物兄的话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实际上,如此一种自言自语,一直伴随着他洗澡过程的始终:“虽然旁边没有人,但他还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也就是说,他的自言自语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你就是把耳朵贴到他嘴巴上,也别想听见一个字。谁都别想听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虫,有时甚至也包括他自己。”依我所见,小说第一节的使命,固然是要给出儒学研究院的成立这样一个核心事件的发生缘起,但相比较来说,写出应物兄一贯自言自语的习性,恐怕才是这一节更重要的使命之所在。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应物兄到底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一种与众不同的习性。对此,李洱在接下来的第2节“许多年来”中,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许多年来,每当回首往事,应物兄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乔木先生。这种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让他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当初,他因为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更加不合时宜的演讲稿,差点被学校开除。是乔木先生保护了他,后来又招他做了博士。”虽然说在小说叙事过程中的故事时间也曾经回到过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乃至于更为遥远的五六十年代,但从叙事时间的角度严格来说,整部《应物兄》的叙事是从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进入所谓市场经济时代开始的。只要明确了这一点,我们自然也就会明白应物兄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多嘴多舌”,为什么总是会“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它与第8节“那两个月”中的一个细节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第8节曾经写到过应物兄回家上网搜索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在发现了自己二十多年前一篇评价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文章被贴出的同时,他更发现:“把文章贴到网上的这个人认为,他如今从事儒学研究,高度赞美儒家文化,岂不是对八十年代的背叛,对自我的背叛?背叛?哪有的事。我没有背叛自己。再说了,在八十年代又有谁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呢?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那只是不管不顾的一种情绪,就像裸奔。”请注意,这里的一个语焉不详处,乃在于对八十年代时应物兄所从事专业或学科的具体介绍。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如果说启蒙思想来自西方,那么,应物兄后来所从事的儒学研究,则很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由此可见,从八十年代到后来的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应物兄,的确存在着一个由启蒙向儒学研究转型的问题。即使关于应物兄是否背叛了八十年代,背叛了自我的问题,我们可以暂且置而不论,但在中国学界,一种无法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进入了市场经济也即所谓“后改革时代”后,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大部分,的确存在着由启蒙向儒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转型现象。这一方面,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刘小枫。曾经以积极倡导所谓“诗化哲学”而一时名声大噪的刘小枫,八十年代特别醉心于西方文化神学的引进、介绍与阐释。因为这方面成绩的突出,他几乎变成了文化神学的代名词。但任谁都难以预料,就是如此一位沉浸于西方文化神学很多年的知识分子,进入九十年代后,竟然发生了简直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转型,竟然由西方神学转向了儒学研究。尽管无法确证李洱的相关描写是否与刘小枫他们有关,但我在读到小说中关于应物兄的相关描写时,却马上就联想到了刘小枫他们。尽管说应物兄曾经为自己的转型进行过相应的辩解,但在我看来,他的如此一种辩解却显得有点苍白,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然而,从小说的叙事逻辑来说,有了第8节应物兄转型这一细节的存在,第2节中关于应物兄在“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曾经“多嘴多舌”与“不合时宜”的描写,也就获得了相应的事理支撑。

我们注意到,关于八十年代启蒙的被迫退场,小说后半段曾经借用一个特别形象的细节进行过不无辛辣的讽刺性描写。在一家已有三十年历史但却不得不面临被拆迁命运的书店里,“应物兄想起,九十年代初他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八十年代那批启蒙主义的书籍,已经被论斤卖了。有一套书,曾经是他最喜欢的书,是李泽厚先生主编的,叫《美学译文丛书》。当年为了把它配齐,他曾不得不从图书馆偷书。”然而,应物兄根本不可能料想到,当年被他视若珍宝的另外一套曾经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书籍,到这个时候,竟然变成了一副惨不忍睹的千疮百孔模样:“那捆‘走向未来丛书,他曾视若珍宝,可在这个旧书店里,老鼠竟在上面掏了个窝,在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形状。”一方面,这种描写是一种真切的写实。时间久了,书籍难免会被老鼠糟践。但在另一方面,这哪里又仅仅是一种写实呢?!与其说是写实,莫如说是象征。从一种象征的角度来说,这套“走向未来丛书”与其说是被老鼠噬咬,不如被理解为是其所承载的启蒙主义思想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之后的被迫边缘化,乃至于不得不退场。

事实上,正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多嘴多舌”曾经给他招来过祸端,所以,乔木先生才会借用孔夫子的看法来告诫应物兄一定要学活少说话:“起身告别的时候,乔木先生又对他说了一番话:‘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讨厌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发千言,不损自伤。”紧接着,乔木先生又以俄语为例做了进一步的告诫:“俄语的‘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管住了舌头,就管住了语言,舌头都管不住,割了喂狗算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导师乔木先生的谆谆告诫,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有来自现实的深刻教训,应物兄决心尽可能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一个无法否认的问题却是,他的心里面是有那么多话想说。没想到,应物兄再三自我克制的一种结果,却是一件奇怪事情不期然间的发生:“但是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好像就停止转动了;少说一半,脑子好像也就少转了半圈。”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脑子失去思考能力吗?经过了一番肯定不无艰巨的努力之后,一种語言的奇迹竟然在应物兄身上不期然间发生了:“他慢慢弄明白了,自己好像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有话就说,边想边说,不亦乐乎?”常言说,上帝在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也往往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我想,应物兄自言自语行为的生成情形,可以说庶几近之也。就这样,伴随着应物兄表面上的日渐沉默寡言,“他还进一步发现,那些原来把他当成刺头的人,慢慢地认为他不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没有少说。睡觉的时候,如果他在梦中思考了什么问题,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肯定是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火。”这样一来,应物兄也就奇迹般地成为了一个特异功能的具备者,尽管说这种特异功能并不为人所知。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应物兄的由“多嘴多舌”而沉默寡言,其实隐喻表达着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应物兄某种思想功能的被强行阉割。与此同时,假如我们把应物兄“自言自语”习性的生成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那么,作家所真切写出的,恐怕也正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形态究竟会在这样的一种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到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构建。更进一步说,借助于如此具有原创性的艺术构想,李洱不动声色地写出了知识分子自我精神世界一种巨大的撕裂感。由于在我个人的理解中,长篇巨制《应物兄》最不容轻易忽视的思想主旨之一,就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勘探与书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洱所精心设计的小说开篇方式,自然也就拥有了足以涵盖全篇的象征隐喻意味。

责任编辑畅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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